阻力著名学者厉以宁是认为开征遗产税短期很难实现的代表之一。
（来源：财经网） 进入专题： 国企补贴 。艺谋超生呢？君不见，中国广大的农村，因为超生而被拔房、牵牛和强行引产、结扎的有多少？君不见，中国的城市，普通阶层因为超生而被下岗、撤职和罚款的有多少？可是，在如此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为何张艺谋，却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超生呢？原因也无他，就在于张艺谋也因为其名人效应而逐渐地成为特权阶层了。
然而，世事背后的逻辑却是简单的。在此压力下，前几日，北京市发改委网站发布《北京市出租汽车租价调整和完善燃油附加费动态调整机制的听证方案》，两套方案对于起步价的调整相同，都由现行10元涨至13元，燃油附加费由3公里以上运次调整为全部运次加收1元。而2011年补贴总额为470.48亿元。对张艺谋的查证就如此困难，而对小民的查证却那么容易？明显是双重标准。且不说前段时间，由于在铁道部宣传片的拍摄中收受巨款，而引起的口水如潮和拍砖无数。
此外，东方航空、中国国航、南方航空、海螺水泥四家国企获得补贴数额超过10亿元。在2010年政府补贴排行榜中，央企占了补贴榜前十名的半壁江山，它们分别是长江电力、中国石油、中国中冶、丰原生化、中国国航。上海经济评论：但非洲一些国家却在原地踏步，没有发展。
起码地价与房价的关系也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比如俄罗斯、墨西哥这样的地方，看上去也许政府也很强大，其实很弱，因为它的利益集团很强大。■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如果考虑到人均收入每年接近10%的增长，房价的上涨就更多地反映的是我们未来收入的增长前景。而在中国，这需要太大的担心吗？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去看，毕竟这是内债，即使做最坏的打算，地方政府准备展期偿还债务，所谓用时间换空间，那也是可行的，并且是最可能的方案。
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讨论当年不能出台政策呢？可能权衡下来很多事情还做不了，因为现在剩余的那些大国企很多都在承担着社会责任，如果没有很好的方案，一旦失去政府的控制，情况会更糟糕。那时，我们的市场经济和金融都不发达，在产能形成过程中，各级政府支出比例特别大，而且财政支出基本上都通过银行透支着，产能过剩的后果往往就转成银行坏账的积累了。
这真就印证了危里面有机了。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可比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城镇化可以加快很多改革的步伐，这也是可以的，毕竟它涉及人的流动问题。过去10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经济快速增长，中央的财力雄厚，权力集中，宏观上也很稳健。
它过度依赖货币扩张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危机有大有小，1998年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是比较大的危机，10年后我们又面临全球性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是更大的危机。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速率也可能在下降，农村人口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流量也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大，毕竟持续20年了，也会慢慢地下降。几句寒暄之后，他将话题转到时下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言论单一问题上。
第一，刚才我说了，从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来看，中国的状况现在才达到日本1950年代末的状况，所以，两者的增长潜力很不同。我们90%多的出口其实集中在长三角加广东。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10%，增长潜力足够的大。对经济而言，外部的危机往往会改变很多经济赖以增长的条件。
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受外部的冲击，更是受国内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冲击，宏观经济出现了不稳定，增长率持续下降，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因为危机其实不仅迫使政府改变，更重要的是改变企业，因为企业要生存。为什么我今天把东西卖给你才能挣钱，因为你愿意今天买下，而你为什么今天要买呢，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明天卖给下一家还能挣钱。张军：泡沫与过剩一样，经济学家的看法历来有分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经济出现了问题，大家说现在进入衰退的长周期了，美国欧洲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即使恢复了，也是新常态，但由此断定世界进入了衰退的长周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改一个字，从长周期中拿掉一个字，变成长期。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是房价在先，土地价格在后，因为开发商对未来房价的预期决定了今天对土地的出价。
比如，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我们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靠了外部需求，即出口。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机自危出的例子。
其实，每一次外部危机里面我们都在不断地吸取教训，使经济政策更加有效，因为宏观稳定最重要，它确保着增长的环境。那个时候，最严重的现象就是所谓重复建设。
顶层设计的改革难度不可小觑，那些需要顶层设计的改革往往都是涉及全局的改革，外部性很大，一旦成功，收益巨大，当然风险也很大。从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对政治变革的要求应该会越来越强烈，因为中产阶级增长速度非常快。
人口转变或者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就是个长期因素，教育或人力资本的水平不断积累也是。前不久发表的我与加里·杰斐逊(Gary Jefferson)教授合作的文章就谈了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未来变革方式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日本的体制问题。现在很多的经济学家陷入了教条。
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来反驳制度的质量决定经济发展的命题。上海经济评论：你不同意韦森所讲的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问题？张军：不光我本人，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不怎么会接受长周期的假说。
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批评韩国的经济体制，它的威权政府和大企业，因为它看上去的确不够标准，但在关键的时候这种体制却又显得有可改革性。这次，他有很多话要说。
对我们而言，我最前面说过，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不断适应新的发展条件和阶段。因其体制不够灵活、无法适应以全球竞争加剧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新阶段而进入到超低速增长的阶段，而且没有能改变它。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来回顾四万亿政策的话，你如何评价？张军：四万亿导致了国内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我最近写文章说，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结构最好的体制，而要看体制能否容易地调整和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但经济学家并没找到这个论断的逻辑存在，只是先验地假设这样。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么？张军：经济学家对产能过剩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看法。
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以后，沿海的增长率下降了很多，但内地的增长变化不大。比方说基础教育的支出，现在都收到中央去了。
我前不久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美经济学家闭门会，对方是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这个眼光看中国今天的楼市，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考虑到人均收入每年接近10%的增长，房价的上涨就更多地反映的是我们未来收入的增长前景。
● Policy是一回事，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另一回事。如他之前在电话中所不断强调的，他说要新思维平衡旧思维。
